平淡自然 婉而多讽 - 评《请客》
《请客》无疑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小说,它不仅是海外留学生文学结出的一个前所未见的硕果,即使在整个现当代中国小说中,也是一部别树一帜、风格独具的小说。未来的中国小说史将一再地谈到它,是可以预测的。 一 1989年2月24日,纽约晨边文学社联合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及20世纪史学会在哥大共同举办了一次“留学生文学讨论会”,我在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留学生文学热正在兴起”的演讲(全文发表于当年3月15日的《美洲华侨日报》,其中有一段谈到我对“留学生文学热”的看法: 一个“留学生文学热”正在海内外兴起。在我个人看来,这个“热”正方兴未艾。留学生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一定会形成更高的浪潮。这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目前有几万留学生在国外,有更多的在等着出国,再加上关心他们、羡慕他们、与他们有种种关系的人,少说也有百万之数。这么多人的不同命运、悲欢离合、多姿多彩的人生经验与感受一定会要求文学的反映,文学也一定会反映它们。而且,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留学生”这个群体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它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要求重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也要求重建中国的文化。而留学生这个群体无疑在这个重建运动中起着先锋、媒介、启蒙者和领导者的作用,这是由他们的特殊身份注定的,也是他们出外留学的根本目的。留学生亲身经历着中与西、新与旧的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两种社会体制,他们的身心成为这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两种社会体制相互较量、相互碰撞、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的场所。他们是强者,也是弱者;他们是勇敢的先锋,也是痛苦的“边缘人”(MarginalMan)。他们对两种文化都熟悉、都热爱,然而又都有某一方面的陌生和不满。他们像某种两栖动物,在陆地上的时候想念水里,在水里的时候又怀念陆地。他们的内心深处有着比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人更多更猛烈的冲击,更强的责任感,更清醒的批评精神。因此,反映这个群体的文学不仅必要,而且必然有异彩。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中,它将成为某种结晶性的精神纪录。 1999年我在《记晨边社,并论留学生文学》(载台北《文讯杂志》当年九月号,又见拙著《大陆当代文学散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6年10月,pp.89-95)一文中重申上述观点,并进一步指出: 我这里的中心论点是说出国留学其实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产物,留学生群体是现代化运动中一个非常特别、非常重要的群体,因而留学生文学也就必将成为一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中重要的精神纪录。这个论点我至今还以为不仅无需加以修改,而且还应当更加强调。对于留学生文学的重要性只有站在中国现代化运动(而中国现代化运动也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历史)的高度才能够真正看清,真正说透。 所谓“留学生文学”,含混地讲,就是跟留学生有关的文学,仔细一点讲,它包含了两类作品,一类是留学生(或曾经是留学生)所创作的具备留学生独特视角的作品;另一类是非留学生(例如旅美学者,短期访美的作家官员等等)创作的以留学生生活为主要题材的作品。《请客》当然是典型的留学生文学,即前述的第一类作品。作者于仁秋于1980年代从中国大陆来美留学,在纽约大学(NYU)拿到博士学位,毕业后留美任教,现在是纽约州立大学珀切斯分校历史系的教授。《请客》一书描绘人物众多(出场的以及虽未出场而有故事的人物共约七十余人),有些是移民而非留学生(例如李秀兰一家、包老大、贾喜、屠守礼、施韵芬等人),有些是洋人(共有二十多人),但大多数人物及主要人物(例如周强、赵玉敏、吴国忠、张洪、孟千仞、韩慧等)则都是留学生无疑。更重要的是全书的视角是留学生的,故事是发生在留学生之间或与留学生有关的,它要处理的主题正是留学生这个群体所面临的文化,价值观及社会体制的冲突与相互融合的问题,以及在这个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他们的省思、批判、特有的情感体验、特有的人生遭际与人生困境,等等。《请客》的可贵就在于它有深度、有历史感、且极有分寸地把握了这些主题,生动而细腻、冷静而幽默地呈现了这些主题,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留学生群体的出色的精神纪录。 二 自然,我之推崇《请客》这部小说,绝不仅仅因为它是处理留学生这个重要主题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其实已经不少了;我之推崇《请客》,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确写得好,写得别致,写得有趣,写得耐读。 我一年前就读到此书的初稿,对它的艺术特色,脑子里浮出八个字的按语:“平淡自然,婉而多讽。”现在再仔细地读一遍,还是觉得,当初这八个字下得准确,不过还可以再加八个字:“结构别致,独树一帜。” 讽刺是此书的灵魂。讽刺贯穿全书,书中大多数人物几乎都没有逃过作者讽刺的机锋,例如三句话不离发财梦的张洪,凡事必褒西贬中的政论家姚常德,以没有与克林顿单独合照成功为最大憾事的王成华,盛气凌人、得意忘形的孟千仞,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洪伟,独断专行、拼命向中心挤的坎尼思,浅薄而虚荣的韩慧,拼命怂恿赵玉敏取得壮阳药专利好自己沾光的钱宇,乃至于“副团级”女保姆潘贞丽、外逃的贪官包老大、“考试神童”杜胜、“名医”贾喜、“气功大师”屠守礼……无一不给人留下滑稽而深刻的印象。 谈到讽刺,我们正好可以把《请客》与同是留学生文学作品又同以讽刺见长的《围城》来做一个比较。《围城》已被学界公认为优秀的小说,钱钟书自是讽刺奇才。但是我认为,《请客》的讽刺比起《围城》的讽刺来并不逊色,而是各有千秋,我自己是喜欢《请客》的讽刺更多一些。首先,《围城》的讽刺是彻底到几乎不放过一个人(作者只有对唐晓芙稍存宽贷),它的深刻处在于让我们憬悟到所有的人皆有其可笑、可耻的弱点与根性,作者冰冷无情的讽刺让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深自反省,不敢自喜,它的毛病在于过于冷峻尖刻,使人对自己失去信心,觉得人生一无是处,全无可以正面着力的地方。《请客》则不一样,它讽刺的机锋也是无所不至,但毕竟书中还有为数不少的正面人物(例如周强、赵玉敏、吴国忠、李秀兰、李明德、施韵芬等),即使对它嘲谑讥讽的人物也多少心存忠厚,并不一棍子打死,使读者觉得讽刺的背后仍有温暖,仍有人情味,我们可以批评《请客》的讽刺不够彻底,但这不彻底之处正是人生还值得珍重留恋的理由,正是人还可以活下去的理由。其次,《围城》的讽刺在许多地方显得缺乏节制,一是程度上过于尖酸,一是施行面上过于泛滥,例如对旅馆老板娘敞胸喂奶也要大加讽刺一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60-161页),就只能说是轻薄无聊,完全失去了讽刺的意义。《请客》一书绝无这样的笔墨,它的讽刺一点都不浪费,即使最严厉的讽刺也都看得出作者笔下的克制,从不信马由缰,以为越犀利越好。第三,《围城》的讽刺大多以修辞手段达成,即以新奇尖巧的比喻、精致俏皮的句法来造成讽刺的效果,这样的讽刺,境界并不高,摆脱不了人为造作、为讽刺而讽刺的感觉。高境界的讽刺像鲁迅的《肥皂》那样,“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鲁迅评《儒林外史》语,《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370页)。《请客》的讽刺境界虽不如《肥皂》,却比《围城》自然。这里随便举个例子。17节“枫桥夜泊霜满天”中写“考试神童”杜胜追袁萍: 袁萍一开始就不喜欢杜胜,听他和人谈话总是离不开考试的话题,觉得这个男人真可笑,仿佛上了考场就从此下不来了,又想到考试会把一个聪明人榨干到这种没有灵性、没有常识的地步,不由得胆寒。……谁知杜胜竟对她的这种爱搭不理的样子着起迷来,拿出他考试的看家本领,每天给袁萍打完电话或见面之后,都细细分析袁萍的说话腔调、速度、面部表情、手势动作,详细做笔记,每次记完都喜不自胜,觉得很快就会把袁萍追到手。 这里语言也俏皮,也有巧喻(“仿佛上了考场就从此下不来了”),但是不费力,不雕琢,不掉书袋,不故意好奇炫博(这些恰恰是《围城》的毛病),而喜感洋溢,讽刺之意尽在不言中。所以我说《请客》的讽刺显得“平淡自然”,平淡自然不是平淡无味,而是中和、冲澹、自然而然,韵味悠长。此外,《请客》比《围城》涉及的面更广,故事更丰富,人物更多,这是一看就明,不必多说的。 三 读《请客》,对它在结构上的新颖别致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首先,以一个极单纯的主题——请客吃饭自始至终贯穿全书,而构成一部近20万字的长篇小说,这至少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创举,是第一部。 一次又一次地写请客吃饭,如何做到不重复,不令人觉得单调,这实在是一个艰难的工程,非高手不能,而作者处理得非常巧妙,非常灵活。书中的请客有各种形式,有两人对酌谈心事,有两三家友好相约,也有十几人,乃至几十人的大聚会;有一章写一次请客,也有两章乃至几章写一次请客;有正写、实写请客,也有侧写、虚写请客。特别是后一种值得多说几句。例如第一章写周强和赵玉敏客散之后的议论,回忆饭局中张洪的表现,并带出和老友吴国忠的巧遇,就不是正面实写请客,而是一种侧写虚写。又如第四、五、六、七章写周强与赵玉敏商量请客,由此带出与这些人交往的故事,其中重点是到罗森夫妇家与雷蒙夫妇家做客的情形,也是侧写与虚写。再如第十、十一、十二章通过周强、赵玉敏回忆上次饭局(王岚岚请客)而带出与吴国忠有关的好几个精彩的故事(李秀兰救吴国忠,吴国忠与王岚岚约会,潘贞丽的故事、章明的故事、李秀玉的故事以及吴国忠读书时暑假打工与两个洋女人的风流韵事等等),自然也是侧写、虚写。还有第二十、二十一章写周强、赵玉敏商量请客,却带出施韵芬、孟千仞两人请客的情形,第二十二、二十三章仍是写周、赵商量请客,却带出坎尼思请客往事和后来的接续发展,也是同样的侧写、虚写。但即使同时侧写、虚写,作者笔法也不一样,有的是请成了客,再评论之、回忆之,引出与饭局中某些人有关的故事;有的是请而未遂,只是商量、讨论,引出商量中提及的人与周、赵的交往过程。 《请客》就是这样,通过一次又一次正写、侧写、实写、虚写的饭局,出色地描写了七十余人的无数有趣的故事,呈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世相,特别是与留学生这个群体与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这个主题有关的人生世相。 《请客》的结构与一般小说之不同是一目了然的。我们平常所说的线型结构、网状结构、放射性结构似乎都不适合来说明《请客》。《请客》更像一串珍珠项链,请客吃饭是链索,人物故事则是珍珠,珠珠相接,首尾相应。从故事之各不相属、分段展开这一点来看,它颇像《儒林外史》(自然,在讽刺儒林这一点上更像,《请客》可以说是一部写留学生的儒林外史),鲁迅评《儒林外史》说,“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前引《中国小说史略》,第367页)。这句话也可以来形容《请客》。但《请客》又跟《儒林外史》不同。《儒林外史》写人物与故事是写一个丢一个,没有贯穿到底的人物故事,《请客》却有贯穿到底的主角(周强、赵玉敏、吴国忠),作者也特别注意故事与人物之间的钩连以及整个小说的首尾照应(例如小说的第一句话“这次客没请好”也就是最后一章的题目,最后一次请客几乎把前面重要人物都点了一下),读来更觉完整而一气呵成。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此书在故事与故事之间,场景与场景之间,转折极为自然灵巧,真让人有珠圆玉润、珠联璧合之感,例子太多,读者稍加留心即可自得,无烦枚举。 四 最后,我想简略谈谈《请客》的叙事与语言。 我最欣赏此书叙事语言上道地的中国味道,干净、清爽、自然、幽默。自文学革命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受西方文化影响太深,小说中欧化句法,西式技巧触目皆是,这自然有好的一面,但流弊也不小。尤其是近年来先锋派、后现代满天飞,有些人故弄玄虚,文章写得洋里洋气、半通不通,实在不敢恭维。《请客》的作者在美国读书、教书二十多年,却偏偏能写出这样道地的中文,小说中写了这么多洋人洋事,却完全不染洋腔洋调,不卖弄自己的西学修养,真是不容易。 《请客》的语言是道地的现代中国白话,同时显然也吸收了中国传统说部的一些叙事腔调与手法,作者甚至不避讳使用一些传统的套话,如“此是后话”、“且不赘述”之类,好像有点旧、有点俗,但读者不觉其旧,不觉其俗,反而觉得它旧而能新,俗而能雅,外表通俗而骨子儒雅。一方面是它叙述的故事是那样新,那样洋,那样有现代趣味,本质上不同于传统小说;另一方面是作者的语言非常灵活,能随着故事和人物变化,该新能新,该雅能雅,该冶艳也能冶艳。试看第六章“一口三鸟”中写朱丽娅叫周强不要跟三个老男人上楼看春宫画,留下来跟“美丽的活生生的真女人喝酒聊天”那一段,第十二章“真话说不得”中写吴国忠跟两个洋女人的风流韵事那一段,第二十章“琴韵入商音”中写施韵芬弹琴那一段,完全是不同的笔墨,就可以知道作者的能耐了。 《请客》语言之好,还表现在作者能把小说的叙述语言跟人物语言写得不一样,又能把不同人物的语言写得不一样。尤其是后一点不简单,《请客》人物众多,全书大部分在写人物对话,许多故事都借对话带出,而读者不觉其重复混淆,不仅因为他们的故事不同,更因为作者把人物的语言写得各肖声口。试想书中一些重要人物,例如周强、赵玉敏、吴国忠、张洪、姚常德、孟千仞、韩慧、屠守礼、杜胜、席德尼、坎尼思等等,说话的腔调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这些人物的性格多半不是靠叙事者介绍出来,而是由这些人物自己的话,说话的内容,说话的方式,说话的腔调表现出来。不要小看了这一点,这是区别一部小说艺术水准之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许多大作家都做得不好。例如巴金的小说,就病在语言单调,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没有什么区别,甲人物和乙人物的语言也没有什么区别,试回忆《家》中觉新、觉民、觉慧等人的话,如果把名字拿掉,单从声口、腔调、语气上能够区别是谁说的话吗? 《请客》的叙事与语言还有一个值得赞赏之处是经济、简省而又含蓄、细腻,作者从不浪费笔墨在不需要的地方作精雕细刻,但该细之处却又毫发不漏。这样的地方很多,我只举一个例子。吴国忠的儿子埃立克(吴毅)是一个在小说中并未出场的人物,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只在几个关键的地方点了几笔,就把这个与众不同的小孩写活了。埃立克最后以自杀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全书也在这里戛然而止。读者痛惜之余,却并不觉得突兀,回想起来,作者早在前文已作了某些暗示。小说第一章写周强与吴国忠在美国重逢,对酌叙旧: 周强问:“结婚了?有孩子了吗?” 吴国忠答道:“结婚了。有个男孩子。” 他左手五指又在餐桌上轻轻点拍起来,欲言又止,接着说:“我的故事,以后慢慢告诉你吧。什么时候有空,到我家来吃顿饭。” 你看,作者在这里就埋下伏线了。后来又写到埃立克在外曾祖父李启荣墓前“双膝跪下,哀哀啜泣”,在珍妮芬party上发出“人为什么要自欺欺人地假装快乐”的感叹,于是埃立克的最后自杀就不特别奇怪了。古人评论小说作法有“草蛇灰线”之说,《请客》深得此意。 顺便说一句,小说到此结束,叙事者说: 周强、赵玉敏百感交集,彻夜难眠。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再请客。 从“请客”到“不再请客”,这结尾是反结,结得斩截、漂亮,而又意味深长。请客吃饭可以暂时中止,而人生面临的困境却似乎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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