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客》出版了，我非常高兴。

有朋友问：你怎么想到要写《请客》的？

写《请客》时，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二十五年了。从来到美国的第一年开始，我就被请到不同的美国人家过感恩节、圣诞节，一开始觉得大同小异，不同的人家都给我讲相同的拓荒移民的故事，后来才慢慢悟到，那小异才最值得注意，因为那是书本上读不到的。家家都是吃火鸡，但百万富翁家的火鸡是海地来的黑女佣人烤出来的，而工薪家族的火鸡则是主妇自己动手烤制的。

我因为研究中美关系史、美国华人史，有好几年每周一次和一群纽约华人洗衣工人聚谈，向他们请教，慢慢和他们成了朋友。 我静静地听他们聊天，听这些四十年代从中国到美国来的老华侨称“感恩节”为“火鸡节”，起初我想，全中国都将Thanksgiving 称为“感恩节”，为什么这群最讲“忠孝节义”的住在美国的老华侨却叫它“火鸡节”呢？ 后来我稍微多知道了些美国华人的历史，慢慢悟到，我华人前辈在美国举国欢腾的“感恩节”中笃定地过他们的“火鸡节”，自有他们坚韧的本色。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华人为建设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而铁路建成后，没有华人被邀参加竣工庆祝典礼。加拿大曾经长期只对华人征收人头税，直到去年才立法道歉和给予有限的经济赔偿。 我今天和白人、黑人、西班牙裔美国人一起相聚庆祝感恩节，和他们平起平坐，平视而笑，心中多有感恩，最是感念那些有坚韧本色的华人前辈，他们做了基石，使华人后代一步步走到今天。我相信，“感恩节”、“火鸡节”这两种不同译名背后的种种历史根由，历史课、翻译课上应该解释得清楚，而我何其幸运，曾经见识过那些有坚韧本色的华人前辈。他们大多都已逝世了。

我在美国求学、工作这么多年，得到过很多犹太朋友的帮助。我有两位犹太女同事，理直气壮地要当我和妻子卡琳的姐姐。其中一位，有一次花了一整天功夫，从采购买菜起到送饭菜上桌，手把手地教卡琳学会了做全套感恩餐的本领。这十几年来，她们无数次请我们到她们家做客，所有的犹太节日聚餐我们都参加过了，而且我们还被邀参加过他们的生日宴、儿子的成年礼以及婚宴。好多次，我静静地听他们一家人在烛光下用希伯来语祷唱，心里想，这不就是我们中国老祖宗所说的“礼”吗？

在我成长的环境中，“礼”已经没有了，只零散地存在于“家教”之中。我在犹太人严格地按古制、遵时辰地举行礼仪的家庭节庆气氛中，想到当代犹太人的自信自尊、自我认同，很大程度是和他们的“礼”联系在一起的， 反观我自己，竟是个无“礼”之身，不禁惶惑。偏偏我的犹太姐姐们，常常要比较犹太和中国文化， 称赞我中国是有数千年悠久传统的“礼仪之邦”，也附带夸奖我夫妇。我知道她们不完全是社交客套，我也略知二十世纪美国犹太人的心态，我亦敬她们要当我姐姐的真情，有时便向她们诚恳地解释我所成长的无“礼”环境，但我最终发现，她们或是听不懂，或是记不住，于是我不再试图解释。当然，她们至今仍是我亲密来往的犹太姐姐。在我内心深处，我却知道，对她们这样几代人恪守古礼而生活的人，我有永远解释不清的尴尬 ——— 我怎能解释清楚，我在中国出生长大，却是个无“礼”之人？ 我来美国后，曾经在广东老华侨的家住过，被邀请参加过他们的节日盛宴、社团聚餐、生日派对、婚礼丧礼，也随同他们一起去清明扫墓（广州话俗称“拜山”）。我在这些活动中，稍微见到一些“礼”的痕迹；而我在见识到这些“礼”的零星痕迹后的那份欣喜，却是很难和我的犹太姐姐们分享的。

我的困惑、我的尴尬、我的那份有限的欣喜，大概就是我想要用中文写小说的起因。

《请客》的人物和故事，在我脑子里盘旋了好几年， 到二零零五年春，我决定不顾一切地放下那些永远做不完的琐事，坐下来把这些人物、故事写出来。卡琳全力支持我。她说：“你想写，就写”。她又说：“要写得好看”。我很感激她，有时甚至诧异她对我那份从容的信心。

我决定用中文写小说，主要是因为我热爱自己的母语。我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大多数时候都是用英语，若有空闲，我会重温中文古典，那种欢愉，是不可替代的。我自幼喜读小说，不论中、外，我偏爱那些语言流畅清通而又有余味的文字，自己动笔写小说时，也希望达到那样的境界。

细心读者会注意到，《请客》完全用中文，只在极少几个地方用了一些英文词。美国华人在和自己家人、华人朋友交往时，虽然说中文，其实是经常夹带英文词、句的。所以，《请客》全用中文，是我的主观 选择，并不是对当今美国华人生活对话的自然描摹。我之所以选择这样做，是因为我和《请客》里的周强一样，不喜欢某些用粗浅英文写了一两本畅销书的中国人说，中文不适合表达，所以她们才选择用英语写作。周强说了，一个人可以作践自己，但是不要作践自己的文化和母语。

我热爱我的母语。我用我的母语来描述海外的人和事，得心应手，心中无比欢愉。我感谢我的祖宗，给我留下如此丰富美丽的文学语言遗产，让我在我生活的时代和地方自由愉快地使用它，既通过它观赏那千秋万代波澜壮阔的艺术海洋和高峰，也能在自己起了创作冲动时，通过它呈现自己的所历所见，所感所思。我坚信，中文在古代适合表达，在现代适合表达，在后现代也适合表达。我知道，我深深知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只是我希望，虽然我或许终究不过是个无“礼”之身，但我毕竟不是失“语”之人。

在写作《请客》的过程中， 我很愉快。我每天上午起床后，先到我住所附近的林间小径快走四十五分钟，回来淋浴早餐之后坐下来便写，有时一天可写七、八千字，有时一天只得两、三千字。那段时间，我基本上处于一种既热诚又冷静、既投入又超脱的平衡状态中。写了两个月，初稿便写好了。

我把初稿拿给“中国风工作室”的高中看。高中原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读书无数，眼光锐利。他看了初稿，说了些实实在在的肯定的话，又建议我增加一些篇幅。我受到他的鼓励，心情振奋，接受他的建议，加写了几个故事。

高中将小说稿子带到北京，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杨柳。杨柳是一位非常干练的编辑，对文字有非凡的敏感和独到的眼光，我非常感激她对稿子中一个故事、数篇章节题目的修改建议。我采纳她的建议，在二零零五年秋将小说定稿。

小说写好后，我决定送去请夏志清教授看。我八十年代初来美国，读到夏老师的著作， 最佩服他的中英文造诣和非凡学识。我很幸运，我的好朋友唐翼明、查建英是夏老师的学生，有时我会和他们一起去看夏老师，所以我认识夏老师也有二十来年了。但这次是夏老师第一次读我的小说。夏老师拿到小说就读，读了就给我打电话，说，“写得好！”我真是十分高兴。后来夏老师又为《请客》写了篇长序，我对他的帮助关爱，感激不尽。

我写《请客》，写得愉快；我的师友们告诉我说他们喜欢读《请客》，我很高兴。如果热爱中文的读者也喜欢读《请客》，我自然会非常高兴。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日 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