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于仁秋的小说《请客》是近年来北美华文创作的标志性成就。它风格清新，胜景迭出，同时内涵深刻，因为它从美国社会中的个人和文化关系提出问题，而并不提供轻易简单的答案；它节奏畅快，引人入胜地将读者带入问题情境，而到了小说的结局，不是戏剧冲突的解决，而是更尖锐的问题辏集，警示重重的危机。它的笔触从容自信、处处闪烁机智幽默，可是读者掩卷而思，却会发现它避开任何肤浅脆弱的乐观情调或圆满情结。《请客》在海外华文写作中的地位，就是成功地拓展了一个与“留学生文学”迥然有别的新的创作样式或类型。

通常所说的“留学生文学”虽然也可以不乏洞察世界与人性的优秀之作，可是在主题、视角和感受方式上不免有严重局限，特别是人物发展的动机，往往拘泥于单一雷同的生存境遇。而《请客》努力的方向，是跟艾萨克·辛格写下东城犹太人社群、君帕·勒希里写印度裔社群一样，重点是在观察大社会中具体个人的性格心理在生活中如何成型，而不是留学生甚至移民生活的进退遭际。其精彩生动的人物群像和生活图卷越出了华人移民社群，像写坎尼斯、水野、吉米、希德尼，俄克拉何马或爱达荷之类地方学校主任和教授大学的风气，研究所争取经费与项目的活剧，夏令营，扶轮社，曼哈顿中城的社交等等，都远非人物和主题片面局限的“留学生文学”所能范围。在这样的格局中，所探讨的是“华人”的历史，也是“美国人”的历史。

2.

《请客》是一部探讨社会文化心理的小说，可是却写得诙谐，照顾到阅读的轻快流转的效果，这得力于小说的文体策略。趣味盎然的故事，是在生动的对话中展开的。从表面上看来，这部小说没有选择先锋实验一派的走向，而且从指示情节的段落标题和时而一现的“暂且不表”、“不再赘述”来看，作者不但不想回避，还时时戏仿式地有意在全篇关摺传达传统章回小说的趣味，更提示小说布局上的传统取向。可是小说情节一展开，读者立刻进入了作者在形式上一个极大胆冒险的实验。作者采用了对话形式的框架，来调度整部小说的叙述，使得《请客》几乎可称是一部对话小说，好像放大了美国文学中最有特色、极为成熟的对话体短篇形式。对话这一体式技巧 经海明威、奥康纳、契佛以至贝娄等人的实践早已臻于精致，但基本上见于短篇或长篇段落，纯粹以对话架构长中篇的，成功的尝试尚不多见。可能的原由是，假如要和短篇比较，对话体长篇有两个较难处理的关目：首先是整个作品的戏剧性要不依赖于或基本上疏离于情节进程结构，变成相对多角色平行的展示，而且人物的建立主要由行动转向戏剧性格的“场景化陈示”，第二是要给予小说整盘一个高度象征性的陈述主题，这样传统叙事文学的线性时间维度就可以淡化。实现两者中的一点都有可能影响全篇的紧凑，因而颇具挑战，而《请客》却做到了很好的平衡，成为小说文体上的一次难得的成功实验。对话通贯全篇，让人物一一登坛亮相过招，又通过彼此评论，不同的口吻态度，显现各人的神情气度；对话中套故事，时空穿插，当事人、旁观者，人物关系也自然展现。像吴国忠和王岚岚几番交往，一声“忠哥”，省却解释的许多笔墨。甚至足以暗示作者冷静旁观全局的隐喻性评语，“这次客没有请好”，也在周强、赵玉敏的对话中流出，让人不知不觉回到故事起首，足见作者的功力。从以往的作品看，于仁秋一直认同的是写实主义的观察，并不强调现代派作家文体实验的态度，所以这一次的实践让人感到意外，对其达到有节制的平和的成功，羡慕不已。实际上，作者的大胆启示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流行文体承载思考的可能性。常人少有实践的，功用可能尚未发挥。即以对话一体来说，实际上经典的柏拉图当年欲阐扬其丰富活跃的思想，本来要采纳的体裁是戏剧，因为作手已多，才改用对话体。所以展示人物性格的对话格式，与小说所要求的戏剧性发展居然是天然契合。于仁秋的实验，竟然神接泰西先贤，值得表彰。

3.

小说中另一个让人意外的地方是，几十个人物穿梭于这一世情长卷，而叩响深层主题的人物，似乎不是那一系列在职业场上奋战的成人，甚至也不是正面的英雄角色即周强赵玉敏和吴国忠李秀兰夫妇。虽然他们的故事代表了那一代华人的生活遭际，是小说的故事“主线”，可是如果小说深度的标志是人的问题情境的危机，则透过整个小说的故事发展，真正具有悲剧深度的主题，却并不是周强、吴国强、赵玉敏以至钱宇韩慧他们怎么生存，而是更加具有普遍性质的少年的命运。这一层面的探索，是在吴国忠最后自杀的儿子埃力克代表的的一系列少年群像中进行的。

在整卷小说的章节分布上，孩子们所占笔墨比例并不大，但经纬之间，叙事进程的每一节目，都牵引机关，提示少年命运的主题，结果是惊心动魄。埃力克描写较为详尽外，其他孩子也写得有特点。一上来请罗森夫妇，最后的安排全是出于对杰西卡的考虑。杰西卡与席德尼老两口在一起，“不知为什么，每逢这样的欢乐时光，周强心中都隐隐有凄凉之感”，简洁而关键的一笔，为小说从热闹转入深沉哀婉定下基音。吴王对话中插入的回忆章明兄妹的故事，笔触温馨，使得对于吴国忠的心理刻画完整。再看他先前评说杰西卡“有承担”，看他跟埃力克的关系，这些地方的叙写都互相关联，形成了吴国忠的生活观念，也提供了作者态度的间接参照。

小说中成人活跃，可是思想和生活类型惊人地片面单调而且雷同。一条单向的道路上，众人争先恐后，种种花样后面，最高的理想，不外乎一味追求的“出人头地”、“成功”了。洪伟和孟千仞是成功的两个典型，孟家子女可说是成功的杜胜，韩慧追求的也就是周强、钱宇早得到的教职的成功。如果他们各自代表同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同一场梦寐的前后变形，则这些个例揭示的是，移民社会最初个人奋斗的合理性可以夸张成为荒诞，而且在下一代的观照中显现最为真切。在“出人头地”的文化中，孩子们是父母理想的偿还和夸大。可是父母热衷半生的，对少年一代不具备道义和情感上的感染力。小说里大人们津津乐道的地方，小孩子们毫不快乐也不好奇，冲突只是没有爆发出来而已。就像对康叔叔的教训，杰西卡明确地不以为然。大人和小孩两辈人，实际上并不生活在同一种文化里。这一冷峻的形势，周强意识到了，因而担忧；康叔叔恐怕根本没有意识到，所以继续自以为是；

而杰西卡们还只是在直觉行动多于自我意识的年龄，到了他们长大受教育，用批判

的眼光来审视父母呢？只要看到那些请客的场合，孩子们从来没有感受过向往、欢悦或满足，绝对不是下一代可以寄托“未来”的地方，就可知隐含的问题有多么严重，让人不禁要疑问父辈的奋斗对下一代究竟有多少思想资源的支持。作者用相当含蓄的方法，把读者引向这样严峻的思考，这也是“留学生文学”与新小说大为不同的志趣所在。

4.

这样一部思考文化的小说，不免让人与《围城》相比较。两者在许多方面形成有益的对比。都有寓庄于谐的基调，都是从世态画入手，渐渐转入悲剧格调。同样，正如《围城》的立意根本不是写“留学生”或“知识分子”，《请客》的抱负也远不止在写留学生或新移民。而尤其契合的是，都善于对人物细节予以讽刺性的观察，抓住情景错置的境况，让人啼笑皆非而体会荒诞。在《请客》中，孟千仞的终极理想就是加入“主流”文化，孩子入哈佛虽然标示渴求“入流”的心态，可是现实中孩子完全疏离于群体，反而缺欠美国家庭的按部就班给予孩子的种种活动节目，算是太美国化了，还是毫不美国化呢？从副校长到处长的洪伟，在打击报复吴国忠的过程中，举出的理由都是，“我们中国人在美国社会出人头地不容易”，这种自恃合理加强了道义上的含糊和人生观的荒谬。“脸色黄黄”的冒牌贾喜却在经手多少人的保健，想方设法挣钱却向顾客大讲“知足常乐”。还有韩慧，千方百计要在美国“主流社会”立身，可是食不随俗，口不改乡音。走读书取学位一路的，算是一

切辛苦皆为理想了，可是到了毕业谋职，也就像吴国忠当年看到的，在外地做教师，不再有文化人的崇高感，“和那些牙医、律师差不多”。小说里的悖谬感不只留在一种地人物身上。

郑文刚算是较为正面的人物，“一有机会就谈诗”，也喜欢批评时人政治；郑也好教训，是“喜欢抬杠的人”。陈建军请郑文刚，郑可以不顾主客面子而争论不休，最后却沉浸在众人都共同爱好的革命歌曲里。爱好古典文学和爱好教训他人可以是截然不同的个性趣味，居然在文革毛语录歌曲中，找到一时的共同满足。“人生就是请客吃饭，就是做文章，就是绘画绣花 … … ”是对毛式教育的讽刺也是一代过来人的自嘲。

正是透过情势错置的荒唐剧，小说的批判笔触直指普遍的“人”的价值观念的颠倒歪曲，指向这些人极其片面、歪曲、逼窄的生活观。小说让人渐渐看到，这 群请客活动中的常客，刻薄、功利，彼此间连社交礼数都荡然无存；每次聚餐，怨谤不断。本来是周末的“随便烤肉”的聚餐，客人却要抱怨草莓“算不上稀罕”；男客一例粗俗，开口闭口“玩女士”，“富老太婆”、“老头子”；一轮轮请客，成为个人广告节目或营销活动。就是这一批人，抱持对美国文化的一知半解也和对

母语文化的似通非通，却在喧嚷五花八门的“成就”。作者以正笔具写的主角吴国忠李秀兰的感情故事，来对照出众人抽离了传统道义情感价值的生活，是一条失去理想的歧路。作者相信小说的力量，提出了问题而没有去标举诊断、发布处方。“这次客没有请好”，不啻是给全书定调，隐喻整个纠缠于请客政治的观念和行动的最终失败，不是小说开始早就提示过吗？到埃力克自杀，让人倏然惊醒，是审视我们生活的时候了。

正如小说中内行地道娓娓道来的精馔美食，于仁秋的小说《请客》是一局丰盛的宴飨，更给人带来一连串的意外发现。前者是对华人食文化的注脚，眼睛替代口腹的享受，后者是对文学趣味、对文学阅读本身的奖励。后者是这部小说的文学地位所在，它对于海外中文写作的启发，将是深远的。

《中华读书报》 2007-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