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客》是一部很耐看的小说。作者于仁秋， 是我的学生唐翼明、查建英的好朋友， 一九八○年代中期，他们和其他几个大陆留学生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 “ 晨边社 ” 。他们的第一次活动，是座谈留学生文学，由于仁秋主讲。 我当时在报纸上读了他们的座谈纪要，就有印象。他们讨论了钱钟书、於梨华、 陈若曦等人的作品，这些作者及其作品我都曾写过文章的。我读于仁秋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知道他很认真地读过我的著作。我看了那篇 “ 座谈纪要 ” ， 对唐翼明说，此文收集了很多资料，再扩充一些便可以做成一篇硕士论文，这样子拿去在报纸上发表未免可惜了。那次座谈中，于仁秋已经谈到观察美国社会、观察美国人，注意到很多留学生作品在这方面的肤浅，又强调要刻画人物刻画人性。那时我就觉得他很喜欢读书想问题，讨论作品也有些独到的见解，现在读了他的小说，觉得可以说，他从那时起就着手准备写《请客》了。

仁秋的专业是历史，不是学文学的。他来写小说，是因为他喜欢写、想写小说。我读他的小说，感觉得到他是一个热爱生活、兴趣广泛、感觉敏锐的人。我相信， 他一定是感到， 他在美国生活多年所积累的种种感受和观察没有办法在专业的学术著作中表达出来， 所以才选择写这部长篇小说。恰恰因为他是专业的历史学者，对美国华人的历史有透彻的了解，他这部反映美国华人生活的《请客》才写得这样有趣，又有历史感，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小说。

仁秋《请客》写好后，送来请我看，我看了很喜欢，答应为他写篇序。我叫他把发表过的中、英文著作都拿来供我参阅，以便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 仁秋在他的历史专业领域里，有很出色的成就。他在纽约大学（ NYU ）读博士时，曾经修过 McGeorge Bundy （邦迪）的课。 邦迪做过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三十多岁就在哈佛大学当文理学院院长， 是极其聪明的人。仁秋好几年一直听他的课，常常和他交往请教，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这种和一流人物交往的机缘，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碰不上，可以说是仁秋的奇遇。仁秋在 NYU 攻读中美关系史，博士论文写一群纽约市的洗衣工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支援祖国抗战、保护自己权益的历史，出版之后， 得到一个由 “ 亚美研究学会 ” （ Association for Asian American Studies ）颁发的 “ 优秀历史著作奖 ” 。这个题目是个小题目，但以前大家都不是很了解这方面的历史，仁秋把它写出来，写好了，得奖不是偶然的。他对美国华人的历史有真切的了解，因而他小说中华人的形象和故事都很动人。

《请客》的两位主角，吴国忠和周强， 是大学时的好朋友，来美国留学，拿了学位之后找工作，定居下来，只是两人的经历大不一样。这两位主角的故事都很有趣，吴国忠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像他这样的文学形象，以前的留学生小说中还没有人写过。以前的留学生小说，是很少写华侨的。以前的留学生其实很不懂华侨，很少和他们接触，觉得他们无非是开餐馆、洗衣馆、做小生意的下等人，和他们有交往也是被迫的，见到他们的子女，也看不惯，没有交流，没有沟通。《请客》里的吴国忠，被命运摆布，成了唐人街广东华侨家里的女婿，我们从他的故事中得知很多华侨的历史，他们的家庭生活，还有中国优良传统在他们身上、家庭中的延续。

我们不妨说，吴国忠到唐人街做华侨女婿之后， 才重新认识到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优点。吴国忠从大陆来，大陆经过几十年的批判扫荡，传统的东西已经不多了。老派中国人的优点，反而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保留得多一些。 吴国忠的故事当中最感动人的，是他大病的时候，李秀兰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又全力支持他读完博士，对自己有个交待。他们结婚之后，李秀兰对他的完全信任，连他亲口所说的年轻时的风流韵事都不愿意相信。李秀兰的这种纯朴、贤惠、善良，使得吴国忠在和王岚岚 “ 外遇 ” 之后的内疚格外深刻沉重，所以他在自己最喜欢的情人面前，也要硬起头皮袒护自己的妻子。这个男女感情瓜葛的故事，和其他故事非常不一样，它的独特之处，是吴国忠很自觉地守住一个底线：女人不是给男人玩的，不能玩女人。有了这个底线， 这个故事的境界就提升了。吴国忠惭愧内疚，是对李秀兰贤惠善良的感恩；但李秀兰贤惠善良到连吴国忠的忏悔都不要听，都不信，吴国忠就只能自己内心痛苦，自作自受。由于小说用的是会话体，在描写人物内心时受到限制，如果作者选择用叙述体，在人物动情的地方， 还可以写得更加舒展饱满。

不过，会话体也有它的好处，作者通过一场一场的对话讲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叙述他对美国华人社会人生百态的观察。 《请客》的另一位主角周强，算得上是一帆风顺，读博士、找工作、拿终身职，都很顺利。周强在大学教书，和美国人有很多来往，常常和他们相互往来地请客吃饭。周强是个观察者，是个有好奇心的观察者，不停地观察周围的人和事，处处留心种种细节，对各类人物都有兴致，有批判的眼光也有宽容的态度， 《请客》里他所经历的事和他所讲的故事都很生动有趣。

周强的故事是仁秋编的，仁秋在编这些故事时不可避免会使用到他自己的经验。仁秋自己在事业上也是一帆风顺，拿了博士学位就在纽约州立大学珀切斯校（ College at Purchase ）历史系找到了工作，一年后博士论文出版，只工作了三年便获得终身职、提为副教授，接下来又做了一任历史系主任，不久又升为正教授。〔我自己也曾在纽约州立大学波茨坦校（ College at Potsdam ）任职英文副教授四年（ 1957—1961 ）。波茨坦在加拿大边境，冬季实在太冷太长，并不太理想。〕尤其难得的是，仁秋还是一位很受欢迎的教授，完全靠教书教得好，给学校捐进差不多两百万美元 —— 有一位美国亿万富孀，生前旁听仁秋的历史课，很喜欢，每年捐十万元钱给学校，连捐数年；死后遗嘱上留给学校一百万元钱，完全是因为她喜欢仁秋的课。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只靠教书教得好便给学校捐进巨款，这种事很少听说。那位亿万富孀住在纽约市北面的斯卡斯迪尔镇（ Scarsdale ），生前常请仁秋夫妇到家里做客，或是到私人俱乐部吃饭，所以仁秋见识过很多宴席场面，描写起来得心应手。仁秋写周强夫妇在美国社会扎下脚跟，和美国人交朋友，全是写他们怎样和各种各样的人一起吃饭 —— 他们怎样学着到别人家做客不丢面子，怎样在家请客，怎样学会各项社交宴请的礼仪规矩。这些仿佛琐碎的日常生活，恰恰是文化融入的重要内容。文化融入是一个过程，把这个过程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请客呈现出来，是一种很独特巧妙的方式。周强夫妇请客，赴宴，见识了人生百态，慢慢地失却了留学生的天真，慢慢地认识了美国人和美国社会，逐渐由文化的边缘移向中心，自然而然就成了美国社会的一分子。

但是文化融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请客吃饭，有快乐欢愉的经验，也有烦恼尴尬的时刻。有些中国人拼命努力要打入美国社会，过犹不及，令人哭笑不得。《请客》写孟千仞得意忘形的嘴脸， 真是写得好。这样来写某些教育程度高的中国小人的得意忘形，好像还没有人写过。周强夫妇应邀到孟千仞家做客，庆祝他的女儿哈佛大学毕业，儿子获得总统学者奖和被哈佛大学录取。这本是极高兴的事，不想无意中撞到孟千仞同事的太太丽莎，听她讲孟千仞得意忘形到连人类基本同情心都没有的地步，当然会很吃惊。作者对孟千仞这类人有很敏锐透彻的观察，而下笔时仍心存忠厚，有所克制，读来很真实。作者选择用会话体讲故事的方式，也帮助了文笔的克制。

我前面说到会话体小说的种种限制， 特别是写到人物动情时的不易展开，并不表明我对这种文体有偏见。其实我对任何文体都没有偏见。一个小说作者选择他自己得心应手的文体， 成功地完成他心中计划的作品，就很好了。 仁秋会讲故事，他用会话体讲故事的办法，来呈现他对美国华人社会、生活的观察，是他的选择，照我看他这个选择大体上是对的。他的整个小说的所有故事都写得不错；从第十五章 “ 乔迁之喜 ” 到第十九章 “ 人生就是请客吃饭 ” 这一串故事尤其写得好。 这五章只写一顿家宴，但出场的人物不少，一共有二十来人， 形形色色，各有个性，每个人都写得有声有色，几个场面也写得很热闹，很有层次，这很不容易， 需要作者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文字功夫。这一串起伏有致的故事，高潮是几个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成长的中年人在一起大唱他们小时候唱的革命歌曲，特别是一再地唱把 “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 改为 “ 人生就是请客吃饭 ” 的毛泽东语录歌。他们一唱再唱，不是怀旧；他们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在一起大唱老歌，是共同宣泄他们想要脱胎换骨而不得，或是被迫脱胎换骨的万般无奈、种种挣扎。作者是这群人中的一个，但他却能时时抽身出来做旁观者，他既投入又保持距离，一个故事正说又反说，会话体正好提供一个恰当的方式，让作者对各种观点、各种视角都给予同情的理解和呈现。

《请客》这部小说的一个长处，是作者对许多人情世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写了很多没有人写过的东西；他娓娓道来的一个个故事，生动有趣又有历史感、文化感。也许因为作者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讲的故事便有历史感。但我们不能说，一个人有历史感、文化感，便写得出有历史感、文化感的小说来。一部小说要有真实感人的细节，才称得上是小说。林语堂先生一九四八年用英文写的小说《唐人街家庭》 (Chinatown Family) ，也写华人洗衣工人，只是他没有什么生活体验，对华人洗衣工的历史，也缺乏了解，在他笔下，细节便不真实 —— 他让洗衣工人整天背诵《道德经》和《论语》来表示他们的文化包袱。细节不真实，作品便肤浅。林语堂写他不熟悉的洗衣工人，结果在他的小说中读到的，不是洗衣工人的生活和感情，而是林语堂对他们高高在上的怜悯。《请客》写吴国忠妻子李秀兰家的故事，祖父李启荣是正派老实的洗衣工，去世的时候有几百名从前的顾客来参加他的葬礼，这个故事很动人，写出普通华人在艰难谋生中怎样保持自尊和赢得别人的尊敬。《请客》描写李秀兰一家的日常生活，有些细节很感人。譬如说，有一段描写李秀兰给她长年在火热的厨房炒菜而害了眼病的父亲滴眼药水，便是极有人情味的细节 —— 它再普通不过，我们却从这个细节看到一个最体贴人的女子。 除了生活细节，作者也叙述了这家人的历史：李秀兰家四代移民美国，代代都是新移民，每一代都是在中国出生长大后才到美国来，一切从头学起做起，这样李秀兰一家人的相依为命，就不仅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还有了海外华人历史的深度。吴国忠在这样的家庭里回归传统，重新学做中国人，不自卑，不怨天尤人，踏踏实实地过日常日子，这样有真实可信的细节的故事人物读起来才亲切有味。

细节写好了，日常生活写好了，小说才耐看。有许多用英文写美国华人生活的作家，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会写日常生活，于是专门在文化符号上做文章，写关公啦，花木兰啦，禅意啦，其实和文化、传统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只是讲文化符号，恐怕许多中国人都讲不过《请客》里那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洋博士秦汉唐（ Harold King ），他肯定比许多普通中国人要懂得更多中国传统文化。《请客》里也提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些日本人比中国人还要研究得深，懂得的多。但洋博士和日本人究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他们虽然懂得中国文化的符号，但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毕竟是洋博士和日本人。一个中国人，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遵循中国的情义礼节，言谈举止已不像中国人，却在嘴上夸夸其谈中国文化符号，那他到底和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是一种什么关系，就成了一个疑问。

仁秋是学历史、教历史的，文化符号、历史大叙事、大历史的长远眼光等等，他自然是很熟悉的。他来写小说，难得他懂得小说艺术中细节的重要，自觉避开文化符号和历史大叙事，只用种种活泼有趣的细节来描绘日常生活和刻画人物。一个写小说的人，通常都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注意到一般人注意不到的地方。仁秋也有敏锐的观察力，而且他对他所写的题材 —— 食物和宴席，是真的有兴趣，做过认真的研究。仁秋曾对清朝的宫廷宴席做过研究，写过一篇有关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宴请蒙古王公的英文文章， 刊载在一本研究清朝历史的文集中。他对 “ 杂碎 ” 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和传说，也做过研究，写过一篇极有见地的考证文章《 “ 杂碎 ” 考》。

《请客》里面的绝大部分故事和细节，我都很喜欢。但并不是所有的细节我都觉得真实可信。举例来说，周强学校的教务长坎尼思在家设宴，邀请周强夫妇做客，坎尼思自己烧咖喱牛肉，不时舔一下用来烧菜的木勺子。这个舔木勺子的细节， 我知道作者是用来讥刺坎尼思的粗鄙，可是我觉得难以置信。 一般说来，美国大学官员多是学者出身，为人或许粗鄙，举止总还是讲究的，坐相、站相、吃相大体上文雅，过得去。我很难想像，一个人做到了教务长的位子， 还有当着客人的面舔木勺子的粗鄙举止。当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几十年，学校在纽约市区里面，同事们见面吃饭都是上馆子，几乎没有在家里请客的，所以我没有机会观察大学同事在厨房里的举止表现。另外，我已退休多年，也许在我退休之后这许多年，世界已经有了很多变化。

我现在年纪大了，又有心脏病，不能再像青壮年时期那样精力充沛地读书写文章了。我为仁秋的《请客》写这篇序，主要是觉得这是一部写得很细致的小说。这是仁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写了很多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他有很多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他冷静而又兴致勃勃地描绘家常生活、日常人生，将他眼中所看到的人生真实用明快清爽的道地中文叙述出来。小说中虽然有不少喜剧场面，有讽刺，有幽默，但作者是极其认真诚恳的。他写人生的喜怒哀乐，感情丰富，却并不感伤。作者显然认同两位主角周强、吴国忠在不同处境中做的同样的选择 ——“ 人生苦短，做人要有底线 ” ，但他也冷静地暗示，周强和吴国忠所做的选择，只是在他们个人的生活中和情感世界里，才有意义。 “ 底线 ” 是什么，怎样守住 “ 底线 ” ，本是现代人的困境，更是那些处于文化激荡中心的海外华人的特殊困境。作者对于这种困境的 出路何在，并没有 给予任何肤浅的乐观的解答，他也不可能有什么正确的答案，他只是将他的敏锐观察如实写下来。他对他自己及他的同类，以及他们所处的困境，有清醒的认识；他也看到了下一代（吴国忠的儿子及周强的女儿）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困惑，对他们的命运和前途有极深的关怀，和爱莫能助的同情与悲悯。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纽约